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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十字路口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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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张弛

今年第2季度GDP增速为7.6%，是3年来最低。7.6%的增长尽管高于年初政府制定的目标，但逼近政府可能承受的下限，超出了公众的预期。

有评论认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仍是较强的增长动力，所以预期第三季度的经济运行会企稳回升。我们认为存在这种可能，但不能排除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二季度是在扩张的政策下运行的，内外经济环境并未改善，增长的基础也不稳固。

目前，国内已经把稳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宽松政策陆续出台，但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体制和结构层面。在体制和结构未能改善和无法改善的情况下，政策的作用不仅会受到限制，而且会发生扭曲。

稳增长

稳增长首先要稳投资。限购限贷等政策的名义目标是限制房价上涨，实际是既抑制需求，又限制供给，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回落就是证明。如果说去年保障投资的增加弥补了商品房投资的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仍然稳定在30%，那么，今年上半年保障房建设抓得又早又紧，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只及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尽管政府表示，房地产调控不能功亏一篑，也不会公开明显放松，但绝不会进一步加码。为了稳投资，政府加快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的审批速度，鉴于投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拉动作用有限，国务院希望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卫生等领域抓几件实事，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甚至去年停止和下马的高铁项目也重新上马建设。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有可能实现短期的保增长，使下半年的增长回升；另一方面，有可能使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更加过剩。

为了稳增长，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刺激消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加快，但消费增长仍在回落，一方面说明政策选择不当，另一方面，也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和工信部从6月1日起，中央财政安排256亿元用于支持扩大节能家电产品消费，但实施一月，市场反应平淡，其原因在于家电市场基本饱和，消费能力遭到透支。

由于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和国际经济衰退，出口下降明显，进口也由于国内经济回落而失速。在外部需求减少的同时，成本上升也是出口企业面临的大问题。据海关总署对1856家出口企业的调查，76.7%的企业认为出口综合成本同比增加，其中劳动成本增加的占80.4%，汇率成本增加的占56.4%，原材料成本增加的占56%。利息调降0.5%的成本降低抵补不了5%的利润减少。因此，出口下滑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以及造成企业利润减少的体制和结构原因。

货币政策：喜与忧

今年以来，为应对经济疲软。货币政策已经变调，从适当从紧变为适当宽松，从微调变为中调。在具体操作层面也频频出手，5月份年内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后，6月份开始了利率操作。随着7月份CPI仍处在低位，下半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的操作还会继续跟进，货币政策还会进一步宽松。

最近的两次降息操作有两点改进，一是放宽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的幅度和区间，表明央行允许和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存贷款利率的优惠空间，这是向利率市场化前进了一步。二是第二次操作实施了非对称降息，开始了差别化的利率调控。这样做实际是货币当局对舆论批评的一种回应，但也是不够的。

长期的高利差政策，已经严重扭曲了银行行为。一是在去年全球银行的利润统计排名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的3家银行。二是这种“不赚钱都难”的情况是由于央行的利率管制和利率政策造成的。三是这种政策造成一种反向激励，它鼓励银行的不当放款，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四是它使得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是风险定价竞争，而是做大规模竞争。五是银行的高利差使得银行的盈利水平大大超过实体经济，等于从实体经济中吸血，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换。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上述的政策操作。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体制僵化和结构失衡，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不去推进改革，加快调整，而是利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干预经济。2001年年末，我国M2存量15万亿元，今年6月末达92万亿元，10年间经济总量增加1.5倍，而货币供应增长6倍。特别是近几年，为刺激经济，货币供应的增长更快，我们往往是用二三倍的货币来换取GDP的增长。不仅成本太大，而且造成流动性泛滥，吹大了资产泡沫。这也是货币政策难以稳定的原因。但要知道，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释放流动性，以促进银行向私人企业放款，而中国则是政府和国企直接向银行借贷，私人企业拿到的贷款很少，而政府投资搞建设注定是低效率的。

应当看到，货币政策作用的空间已经不大，一是由于政府很难像2008年那样再搞大规模的投资，即便是有效率也会大打折扣。经济下行，市场偏冷，产品没有地方销售，很多企业都在压缩生产规模，对资金的需求欲望不强，而有需求的企业资金又流不到那里去。因此，放松货币信贷政策，释放的资金不一定会流到实体经济上去。关键也许在于如何增加消费，活跃市场。

财政政策：长与短

在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受到重视。今年以来，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是，财政收入增长趋缓，而财政支出增长加快。

上半年财政收入63795亿元，增长12.2%，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财政支出53893亿元，增长21.3%。表面看来，政府财政有点吃紧，其实并非如此，收入增长高位回落，稍慢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改变了长期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2-3倍于居民收入的态势。

上半年的人均纳税额4099元，相当于人均GDP的24.2%。财政支出的增长明显快于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达到了24%，问题在于支出结构和效率。虽然提出加强民生，但目前的重点仍然是投资。上半年到位建设资金180950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26.7%。除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外，如果维稳费用不断增加，“三公”经费得不到控制，支出结构更不合理，支出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作为政府的预算收入，土地出让金大幅下滑。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6525.98亿元，同比下降38%，缩水超过4000亿元。这是本轮房地产调控的直接结果和最明显的结果，它必将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经济布局运作产生重要影响。

据审计署公布的资料，今明两年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规模将达到4.5万亿元，如果其中的一半用土地作抵押，明年将面临2万亿元的偿债压力。不仅如此，按照有关规定，目前土地出让收入中已有45%明确指定用途：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教育投入，10%用于水利建设，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6月26日，财政部和国土部联合下发通知，从今年 1月1日起，中央财政按照20%的比例，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如果说土地出让金中60%是征地拆迁成本，只有1/3才构成地方土地财政的净收益，这些指定用途的资金能否得到保证就成了大问题。

在今年的财政政策中，特别强调结构性减税，但是结果并不理想。一是营业税改增值税。今年1月上海开始正式试点，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同时在建筑业进行前期调研。此举被有关学者和人士说成是财政改革的大手笔和减税的重要举措。然而，上海试点的结果，有说税收不降反增，有说减少了20亿元。二是对小微企业减免税的政策早已出台，但真正贯彻落实并非易事。三是增加出口退税，这也受到WTO规则的限制，不能借此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唯一可以做的是调整出口退税率，这对那些没有达到法定退税标准的企业有作用。

在经济下行和市场偏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应当发挥刺激需求的更大作用。这就需要在减税政策上来点大手笔。与其结构性减税，不如一次性减税，因此，有人提出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还有，当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政府出台的鼓励家电下乡、汽车消费等政策，曾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城市拥护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不少城市转而限制购车，限制消费。最近出台的鼓励环保型家电产品消费的政策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次新的努力，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在减税的同时，也要注意减少各种各样的收费，如高速公路的收费，各种流通环节的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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